萨省移民萨省投资移民萨省技术移民联邦技术移民 环洲专注联邦技术萨省投资移民资产要求低,投资金额少,办理速度快,简单快速拿枫叶卡,让您省时省力更省心!

咨询热线:

13537863360

移民资讯

移民资讯您当前的位置:萨省投资移民 > 移民资讯 > 马克·里拉|法国新保守派:反移民、恐同的葛兰西主义者?

马克·里拉|法国新保守派:反移民、恐同的葛兰西主义者?

发布时间:2020-03-17 15:37:38
环洲移民声明
编者按: 近日的“黄背心”运动让全世界把目光投向法国的政治图景。《纽约书评》近日刊发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法国右翼的两条道路》一文,里拉在文中指出,在法国的右翼光谱中,人们通常想象在共和党这种已经与欧洲新自由主义秩序讲和的传统保守党,和国民阵线这样的排外民粹主义政党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后者将推翻欧盟,摧毁自由主义机构,驱逐尽可能多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然而,主流共和党人与国民阵线之间的一个意识形态空地。这个意识形态空地就被“第三股势力”所占据,他们是信仰天主教的新保守派。新保守派反移民、恐同,然而处于其前锋位置的青年右翼知识分子,却是桑德斯的崇拜者,并且张口不离葛兰西。事实上,他们似乎比今天法国的左翼与右翼在世界观上更自洽。里拉提醒道,他们有可能担负起欧洲民主政治的调节作用,也有可能将法国引向一个危险的方向。 马克里拉 去年2月,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CPAC)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会议。这一年度会议类似于右翼的达沃斯论坛(Dos),圈内人和想出名的人都会前来了解最新动态。开场发言人不是新面孔,是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随后的演讲者则是个新面孔,一位只有二十多岁、装扮讲究的法国女性,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Marion Maréchal-Le Pen)。 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James Ferguson绘制 勒庞在法国通常被叫做玛丽安,她是极右翼国民阵线党(National Front)创始人让-玛丽·勒庞的孙女,也是国民阵线总统玛丽安·勒庞的侄女。法国人第一次见到玛丽安时,她还是个孩子,在她祖父的竞选海报上闪闪发光,她一直存在于公众的视野中。2012年,22岁的玛丽安作为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年轻的议员进入议会。但她决定不参加2017年的改选,找借口说她想多花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事实上,她正计划着大事。【去年夏天,她和国民阵线都改名了。玛丽安放弃了勒庞的姓,坚持让人们称她为玛丽安·马雷夏尔。同时,她的姑姑将政党正式更名Rassemblement National。“Rassembler”是个法国政治行话,指召集并团结人们为一个共同的事业努力,类似美式英语中的“大帐篷(big tent)”。】 玛丽安在CPAC会议上的表现非同寻常,人们不禁会想一大早上的听众会如何看待她。她和她鲁莽的祖父和姑姑不同,总是冷静沉着,语气真诚,头脑聪明。一开始,她带着一种轻微、迷人的法国口音,对比了美国的独立与法国对欧盟的“屈从”,她声称,法国作为欧盟的一员,既无法制定自己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也不能保卫自己的边境,抵御非法移民和法国领土上的伊斯兰“反社会”人士。 但随后,她把话题转向令人吃惊的方向。在一群共和党听众——私有财产绝对主义者和支持持权的狂热分子——面前,她抨击个人主义原则,宣称“利己主义盛行”是我们一切社会弊病的根源。她举例说,全球经济把外国工人变成了奴隶,也使国内工人失业。接着,她以对传统美德的赞扬作结,引用了一句通常被认为出自古斯塔夫·马勒的格言:“传统不是对死灰的崇拜,而是火苗的传播。”这无疑是CPAC会议发言人唯一一处提到某个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的地方。 欧洲右翼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也不仅是排外民粹主义的爆发。观念在发展,传播思想的跨国网络在建立。记者们一向把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和思想家汇聚在他称之为“运动(The Movement)”的保护伞下的努力,仅仅当做一个徒劳的项目。但他的直觉和他在美国政界的表现一样,是合乎时代的。(事实上,在玛丽安参加CPAC会议的一个月之后,班农就在国民阵线年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法国、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各国,都有人正试图构建一套自洽的意识形态,动员起欧洲民众对移民、经济混乱、欧盟和社会自由化的愤怒,并用这种意识形态实行统治。现在,是时候开始关注右翼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似乎有所发展的观点了。法国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信奉共和世俗主义的法国左翼一向对天主教生活缺乏感受,在某些行为越过底线时,也常常无知无觉。1984年初,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在位期间的政府提出了一项法律议案,要将天主教学校置于更强的政府控制下,并迫使这些学校的教师成为公共雇员。那年6月,近100万名天主教徒在巴黎游行抗议,全国各地抗议的教徒还有更多。密特朗的总理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被迫辞职,提议也被撤回。这一刻对世俗天主教徒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发现,尽管法国官方实行世俗主义,但他们仍然是一股文化力量,有时也能成为政治力量。 1999年,戴高乐主义者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为那些在遗产和其他临终问题上需要法律保护、但不想结婚的长期伴侣,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律身份,称为民事互助契约(civil de solidarité, PACS)。该法案的是在艾滋病流行后不久,通常被认为是用来帮助同性恋群体的,但很快也得到了希望能更方便地解除关系的异性恋伴侣的欢迎。目前,每年签订契约的异性恋伴侣数量已接近结婚的人数,对男女同性恋的处理也没有引起争议。 为了在这次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时,承诺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向男女同性恋夫妇开放等权利。他的口号是Marege Tour Tous——每个人都能结婚。奥朗德一上任,就着手履行他的竞选承诺,但他重复了密特朗的错误,没能预见到右翼对此的强烈反应。他上任后不久,一个主要由天主教五旬节祷告团体(Catholic Pentecostal prayer groups)组成的一般信徒网络开始形成。他们自称为“La Manif Pour Tous”,即“为每个人示威”。 直至2013年1月,就在议会批准同性婚姻前,“为每个人示威”团体吸引了30多万人参加巴黎反同性恋婚姻的示威游行,这震惊了政府和媒体。最令他们惊讶的是抗议现场欢快的气氛,这更像是同性恋骄傲游行,而不是去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编注: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首府,天主教圣地之一)朝圣。有许多年轻人参与了游行,但挥舞的不是彩虹横幅,而是代表男孩女孩的蓝色和粉色横幅。标语牌上的口号有着1986年五月风暴时的口吻:抵抗弗朗索瓦,证明你存在(Franois resist, prove you exist)。最后一点是,“示威”团体的女发言人是一名衣着华丽的喜剧演员和表演艺术家,艺名弗里基德·巴卓(Frgide Barjord),她是死蓬皮杜(Dead Pompidous)乐队的乐手。 2013年1月,就在议会批准同性婚姻前,“为每个人示威”团体吸引了30多万人参加巴黎反同性恋婚姻的示威游行。有许多年轻人参与了游行,但挥舞的不是彩虹横幅,而是代表男孩女孩的蓝色和粉色横幅。 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毕竟,法国已不再是天主教国家,或者至少我们听说的是这样。但尽管带孩子受洗并参加弥撒的法国人越来越少,近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且其中近40 %的人宣称自己在“实践”天主教,无论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去年皮尤中心(Pew)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确实认同于天主教的法国人——尤其是定期参加弥撒的人——的政治观念明显比不认同天主教的人更偏右。 这一状况与东欧的趋势一致,皮尤的研究发现,东正教徒的自我认同确实正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提升,这与1989年后的预期不一致。这或许表明在欧洲,宗教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在逆转——不再是宗教派别帮助确定一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帮助确定一个人是否自我认同为宗教信徒。正如匈牙利总统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长期以来预期的,欧洲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或许已经显现了。 无论是什么动机促使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参与了最初的“示威”活动以及法国各地的类似游行,这一动机很快就产生了政治效果。【也使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之一、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多米尼克·维纳(Dominique Venner),以三岛由纪夫式的惊人方式自杀。在同性恋婚姻法通过的几天后,他在圣母大教堂的祭坛上留了一封遗书,然后在一千多名游客和礼拜者面前打爆了自己的头。】示威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很快便组建了一个名为“常识”(Sens Common)的政治行动小组,尽管规模不大,却几乎在2017年帮助选出了一位总统。该小组支持的候选人是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他是古板的前总理,信奉保守的天主教,公开支持“示威”团体,也和“常识”小组密切关系。他在2016年底的共和党初选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反对同性恋伴侣结婚、儿女以及代孕——并出乎意料地取胜了。菲永在初选中高票胜出,考虑到社会党在奥朗德执政后相当不受欢迎,国民阵线也没有能力获得三分之一以上法国选民的支持,许多人都认为菲永将在大选中领先。 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他是古板的前总理,信奉保守的天主教,公开支持“示威”团体,也和“常识”小组密切关系。他在2016年底的共和党初选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反对同性恋伴侣结婚、儿女以及代孕——并出乎意料地取胜了。 然而,就在他开始全国竞选时,一家结合了讽刺与调研的报纸《鸭鸣报》(Le Canard enchané)透露说,菲永的妻子多年来凭着一份不用到场的工作挣了50多万欧元,他本人也数次接受了商人的恩惠,包括一套价值数万欧元的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式侧西装。这些消息对于一个以“真理的勇气”为口号竞选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他遭遇指控,团队抛弃了他,但他拒绝退选。这为最终的胜利者,中间派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提供了机会。但我们要记住,尽管有丑闻,菲永在第一轮投票中还是赢的了20 %的选票,相比之下,马克龙占了24 %,玛丽安·勒庞21 %。如果没有爆出内幕,他很可能成为总统,若他取胜,我们所讲的关于欧洲当前状况的故事便会很不一样。 天主教右翼反对同性婚姻的运动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很大一部分法国人支持同性婚姻,尽管每年只有大约七千对同性伴侣婚姻。然而,有理由认为“示威”团体的经验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法国政治。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经验揭示了主流共和党人与国民阵线之间的一个意识形态空地。记者对当代欧洲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的描画往往过于简单。他们想象在共和党这种已经与欧洲新自由主义秩序讲和的传统保守党,和国民阵线这样的排外民粹主义政党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后者将推翻欧盟,摧毁自由主义机构,驱逐尽可能多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 这些记者难以想象右翼可能会有第三股势力,它既不是由体制内党派,也不是由排外民粹主义者所代表的。这种狭隘的视野令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很难理解“示威”团体的支持者,这些人围绕着美国人所说的“社会问题”动员起来,觉得在当下找不到真正的政治归宿。共和党人除了全球主义经济学和对国家的崇拜之外,没有任何主导意识形态,并且按照他们的戴高乐主义世俗传统,道德和宗教问题一向被看做纯粹的个人问题,至少在菲永这个异乎寻常的候选人之前是这样。国民阵线几乎也是世俗的,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不太自洽,它更多地是作为历史碎片——维希政府的合作者、被赶出阿尔及利亚的心怀怨恨的“黑脚(pieds noirs)”、圣女贞德式的浪漫主义者、仇恨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人、光头仔——的避难所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能为法国未来制定出积极的计划的政党。一位曾经与国民阵线关系密切的市长现在恰当地称它为“奠边府右翼(Dien Bien Phu right)”。 “示威”团体或许将依然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次经历提升了一群敏锐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洞察力,这些人主要是天主教保守派,自认为是第三势力的先锋。在近五年间,他们已经成为媒体的一员,为《费加罗报》一类的报纸和Le Point、《当代价值观》(Valeurs actuelles)等新闻周刊撰稿,创办新杂志和网站(Limite,L " Error),写书,定期在电视上露面。人们正关注着他们,最近刚刚有一本关于他们的公正的书出版。【 《旧世界回来了:新保守主义研究》,巴黎:Stock,2018(Pascale Tournier, Le vieux monde est de retour: Enquête sur les nouveaux conservateurs)。】 考虑到法国的思想时尚变化得像当日特色菜谱一样快,我们很难知道这一运动能否产生任何政治意义。去年夏天,我花了一些时间在巴黎读这些年轻作家的书、和他们见面,我发现这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自洽、有纪律的运动。然而,这些人的严肃程度以及与美国保守派的巨大差别却令人吃惊。他们有两个共同的信念:在他们所谓的目前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环境下,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是唯一自洽的替代方案,这种保守主义的资源可以出自传统的左右两派中的每一方。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仰慕者。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进步派的民主党人,自认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这些作家的思想大综合倾向(intellectual ecumenism)在他们的文章中显而易见,文中频繁提到乔治·奥威尔、神秘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马丁·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青年马克思、前马克思主义天主教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尤其是政治上持左翼立场、文化方面保守的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他的名言“无根基状态将一切连根拔起,除了对根基的需要以外”像咒语似的反复出现。他们不出所料地拒绝欧盟、同性婚姻和大规模移民,但也拒绝不受监管的全球金融市场、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基因改造、消费主义和AGFAM (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 这种大杂烩在我们听来或许有些奇怪,但它远比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立场一贯得多。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可以追溯至19世纪,总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有机设想之上。它把欧洲看做一个单一的基督教文明,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各自的语言和习俗有别。民族国家又由家庭组成,家庭也是有机体,有着母亲、父亲和孩子三个不同但互补的角色和义务。按照这一观点,社会最根本的任务是把知识、道德和文化传递给后代,使文明有机体的生命永存,而不是服务于一群拥有权利的自主个体。 这些法国青年保守主义者的大多数论点,都预设了这一有机的观念。为什么他们把欧盟视为危险?因为它拒绝了欧洲的文化-宗教基础,试图把欧洲建立在个人的经济私利之上。在他们看来更糟的是,欧盟鼓励了来自与欧洲不同且不相容文明(伊斯兰)的人移民,这进一步损伤了旧的纽带。接着,欧盟不但没有培育各民族的自决性和健康的多样性,还以经济效率和同质化为名发动了一场缓慢的政变,将权力集中在布鲁塞尔。最后,它又向各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遵守那些只惠及富人的繁重税收政策,使得各国无法关照最弱势的公民、维系社会团结。目前在他们看来,家庭必须在一个没有界限的经济世界,和有意忽视家庭需求的文化中捍卫自身。青年法国保守主义者与他们赞扬经济力量(这股力量对他们理想化的“家庭”大量施压)的美国同行不同,他们也把有机的图景应用于经济领域,主张经济必须从属于社会需求。 最令美国读者惊讶的是这些年轻作家强烈的环保主义,他们认为保守主义者应当保护、保存(conserve)。他们最好的期刊是色彩鲜艳、精心设计的季刊Limite,副标题为“整体生态学评论”,其中刊载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环境恶化的批判,其严厉程度不亚于美国左翼的任何批判(不否认气候问题)。他们当中有的作家推崇经济零增长(no-growth);有的正在阅读蒲鲁东的著作,争取实现推动地方团体的去中心化经济。还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城市,写他们经营有机农场的经验,并谴责企业化农业、转基因作物和随之而来的郊区化现象。他们似乎都受到教皇方济各的《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2015)通谕的启发,这是天主教关于环境和经济正义的社会教义的一份全面声明。 这些来自“示威”团体的年轻保守派对于家庭和性别,持传统的天主教观点。但他们为此提出的论证是完全世俗的。他们在为回归旧规范找理由时,也指出了真正的问题:家庭组建率下降、生育延迟、单亲比例上升、青少年沉迷于色情片并为自己的性别困惑不解,持续受骚扰的父母和孩子一边各自吃饭,一边看手机。他们辩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激进个人主义的后果,个人主义使我们忽视了人对强大、稳定的家庭的社会需求。而这些年轻天主教徒看不到的是,想要结婚生子的同性恋夫妇正是渴望建立这样的家庭,并将他们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没有什么本能比这更“保护性(conservative)”了。 一些年轻女性正在推广她们所谓的“另类女权主义(alter-feminism)”,反对被她们看做是“职业拜物教”的当代女权主义,后者在无意间强化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即认为老板卖命工作是自由。他们绝不是说女性即使不愿意,也必须待在家里;相反,他们认为女性需要一个更现实的自我形象——比当代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所给予她们的更现实。玛丽安娜·杜兰诺(Marianne Durano)在她的新书《我的身体不属于你》(Mon corps ne vous appartient pas)中这样说道: 我们是一种世界观的受害者,按照这种观念,我们应该享乐到25岁,然后从25岁到40岁(这个年龄你便处于职业垃圾堆的最底下)像魔鬼一样工作,避免责任,避免在30岁之前生孩子。所有这些都完全违背了女性的生活节奏。 另一位另类女权主义者欧仁妮·巴斯蒂(Eugénie Bastié)在她的书《再见小姐》(Adieu mademoiselle)中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展开了辩论。她赞扬第一波争取妇女平等法律权利的女权主义斗争,却批评波伏娃和随后的法国女权主义者使女性“脱离了身体(disembodying)”,把她们当做思想与欲望的生物,而不是繁衍后代、并且总的来说还是想要丈夫和家庭的生物。 无论人们对这些关于社会和经济的保守观点持何种态度,它们都形成了一种自洽的世界观,而当今的欧洲的左翼、右翼集团却称不上是自洽。左派反对全球经济不受控制的流动性,并希望为了工人的利益而限制这种流动性,同时又赞扬移民、多元文化和许多工人都拒绝接受的流动性别角色。体制内的右派则反转了这些立场,谴责人群的自由流动破坏了社会稳定,同时又推崇资本的自由流动,而这恰恰引起了人群的流动。法国保守派则同时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二者的不受控制的流动性。 但这些人究竟提出了什么?像过去那些不清楚共产主义实际上包含什么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似乎不太关心如何定义心目中的秩序,而更关心该如何建立它。尽管他们只是个小团体,没有大众的追随,却已经提出了宏大的战略问题。(小杂志的要点是透过它们思考大问题。)人们能恢复个人与家庭、家庭与民族、民族与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吗?如果能,该怎么做?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直接争取政治权力?还是想办法从内部慢慢转变西方文化,作为建立新型政治的前奏?大多数作家认为首先需要改变人心。因此如果不提到安东尼奥·葛兰西,他们似乎都无法完成一篇文章,甚至是吃完一顿饭。 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被墨索里尼长期监禁后于1937年去世,留下了大量富含政治及文化思想的笔记本。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被墨索里尼长期监禁后于1937年去世,留下了大量富含政治及文化思想的笔记本。如今,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概念——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由生产力的关系维系的,也是由一些文化预设支撑的,这些假设削弱了人们反抗的意愿。他与意大利工人接触的经历使他深信,除非他们能从关于罪恶、命运和权威的天主教信仰中解放出来,否则便永远不会起身革命。这就需要一个积极参与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将作为反霸权力量颠覆主流文化,并塑造一种不同的文化,使工人阶级能够迁入其中。 我并不觉得这些年轻作家是通过葛兰西的《狱中书信》多卷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相反,葛兰西是被当做谈话中的“护符”,以表明写作或演讲的人是个文化活动家,而不只是个观察者。但是反霸权实际上需要怎么做呢?到目前为止,我都(或许有些简化地)把这些青年保守主义者描绘成一群有着共同的观点和一套原则的人。但是一旦列宁的老问题——怎么办?——出现,他们之间重要且有影响力的分歧就会变得明显。似乎正在形成两种不同风格的保守派行动方式。 如果你读的是Limite这样的杂志,你会产生这种印象:保守派的反霸权需要离开城市去一个小镇或村庄,参与当地的学校、教区和环保协会,尤其要是培养持有保守价值观的孩子——换句话说,要成为过另一种生活的模范。这种生态保守主义似乎是开放和慷慨的,根植于日常生活以及传统的天主教社会教义中。 《不正确》杂志的首期。 但如果你读的是《费加罗报》、《当代价值观》这类出版物,尤其是咄咄逼人的《不正确》(L’Incorrect)杂志,你便会产生另一种印象。这种保守主义是有攻击性的,它对当代文化不屑一顾,专注于发起一场对抗1968一代人的文化战争,这是一种特殊的痴迷。正如《不正确》的编辑,39岁的雅克·德·纪尧姆(Jacques de Guillebon)在杂志中所说,“68事件的法定继承人……将会跌入后-顺性别(post-cisgender)、跨种族和老年无聊的厕所坑里……已经快到尽头了。“另一个作家进一步提议说,“我们需要一个有真正的计划的右翼,这个计划应当是革命性的、身份性的(identitarian)、的,并能吸引工人和中产阶级。”这一群体虽然没有公然显示出种族主义,却对伊斯兰教深表怀疑——这一点是Limite上的作家从没提到过的。他们怀疑的不仅是激进伊斯兰主义,或者穆斯林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某些穆斯林学生拒绝学习进化论这些真实的问题,甚至也包括温和的、适应当地文化的伊斯兰教。【 一天晚上,我和一些年轻作家在一家小餐馆里一起吃晚餐,这家小餐馆的老板显然是民族阵线的支持者,大声抱怨一家公共电视台即将为开斋节(标志着斋月的结束)办一场特别节目。由于好奇,我回家之后看了这个节目。完全是老一套,一场类似婚礼的盛大活动,一桌桌宾客观看流行歌手表演。女主持人走来走去,询问客人斋月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一名年轻女性的回答很典型:“我想作为一个女性生活,我成功了。”另一个显然也很成功的白手起家的穆斯林女商人也接受了采访,并谈到了她的信仰……对自己的信仰。这是同化主义者的一场梦。】 以上这些关于公开的文化战争的宏大言论,都不怎么值得被认真考虑,除了一个重要事实之外——这个群体好斗的一面已经被听到了。之前,我们很难在找到玛丽安在意识形态上的位置。在社会方面,她比国民阵线领导人更保守,但在经济上更自由。这次则不一样了。在CPAC会议的发言中,她用了文化战争的词汇,把“示威”运动用作法国青年保守派已经准备好“夺回他们的国家”的例子,并用社会有机主义的语言阐述了他们的目标: 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共同利益作为限制,自然法则和集体道德便会消失,利己主义继续盛行。今天,就连儿童也成了商品。我们在公共辩论中听到有人说,我们有从名册中预定一个孩子的权力,有权租用一个女人的子宫……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自由吗?不。我们不想要这个没有性别、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民族的原子化的个体世界。 接着,她又用葛兰西的腔调说: 我们的斗争不仅是在选举中。我们要通过媒体、文化和教育来传达我们的观念,结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统治。我们必须培养明天的领导人,培养有勇气、决心和捍卫人民利益的能力的人。 接着,她又向一名美国听众宣布,她将开办一所私立研究生院来做这件事——这震惊了法国的每个人。三个月后,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科学研究所( ISEP )在里昂成立,玛丽安说,它的目标是取代我们“游牧、全球化、去激进化的自由主义体系”的主导文化。这所学校基本上是个商学院,但据说将提供哲学、文学、历史和修辞学方面的名著的课程,以及管理和“政治与文化斗争”方面的实用课程。”负责制定课程安排的人正是雅克·德·纪尧姆。 据我所知,没有多少法国作家和记者认真对待了这些思想的发展。他们更喜欢把青年保守派和他们的杂志塑造成玛丽安·勒庞竞选运动中或知情、或不知情的士兵,努力将国民阵线“去妖魔化”,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潜在的第三股力量。我认为他们的忽视是个错误,就像上世纪80年代没有认真对待里根和撒切尔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一样。左派有个老毛病——低估对手,把他们的观点都解释为对可鄙的态度和激情的伪装。这种态度和激情可能确实存在,但观点有着形塑、引导、缓和或煽动起它们的自主力量。 这些保守观念可能会波及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一个可能性是,一种新的、更有经典有机论色彩的保守主义,或许会成为目前受阻的欧洲民主国家的一种调节力量。许多人都感到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冲击,因政府无力控制非法移民的流动而受挫,对欧盟的规则不满,对涉及性别等问题的道德规范的迅速变化感到不安。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右翼民粹主义蛊惑人心的政客们谈及了这些担忧,并利用了它们。如果有一部分选民——那些不那么受排外的反精英主义驱动的人——只是渴望生活在一个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更稳定、流动性更小的世界里,那么温和的保守主义运动或许能通过强调传统、团结和对地球的关切,成为对抗极右翼风暴的堡垒。 另一种的情况则是,人们在法国同样能看到的那种有攻击性的保守主义,将成为强大的工具,确立起一种的泛欧洲基督教民族主义,正如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在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他是法国反犹运动的拥护者,也是维希政权的主要思想家。如今,像斯蒂芬·班农尝试的那样,去说服东、西欧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相信他们有共同的实际利益,应该团结合作,是一回事。而设想这些领导人拥有成熟的意识形态,可以自行招募年轻干部和文化精英,并在整个大陆范围内将他们联系起来一同采取政治行动,则是另一种更有威胁的状况。 如果说法国人还没有全部盯紧玛丽安,他们就应该这样做。玛丽安不同于她的祖父,尽管她在肥皂剧《勒庞》中为他辩护。她也不是她粗鲁、腐败的姑姑,那个在家庭聚会上尝试涂新口红却失败了人。在我看来,她的资产也不会和国民阵线联盟的资产挂钩。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经表明,一场蔑视主流政党的“运动”能够赢得法国的选举(尽管可能无法治理国家,也不会再次当选)。如果玛丽安也像马克龙那样围绕着她自己发起这样一场运动,她很可能会把右翼汇聚起来,并且作为个体显得比右翼建制更好。这样,她准备好与其他国家的右翼执政党一起登台表演了。 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些名不经传的知识分子在小杂志上所宣扬的思想,是有办法脱离它们的提倡者的善意的。在我们阅读法国新的青年右翼知识分子时,或许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两个教训。第一,不要急于怀疑保守派。第二,温习葛兰西。 原文链接: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8/12/20/two-roads-for-the-new-french-right/?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免责声明:文章《马克·里拉|法国新保守派:反移民、恐同的葛兰西主义者?》来至网络,文章表达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本站站长处理!


'); })();
微信二维码
'); })();